前几日，有位基金公司的朋友造访，谈到现在的业务情况，朋友感叹道：“现在的业务不好做了，公司要求必须要有收益保障，而政府又不能给进行担保或出具承诺函，公司的投审很难通过啊！”

对于很多金融机构来说，这种事情应该不是个案。自从2014年国发43号文提出“金融机构等不得违法违规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不得要求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提供担保”，各地政府就开始严控各类担保和承诺行为。2016年贵州多地财政局发函，要求撤回金融机构的融资承诺函，引起了社会哗然。

其实，早在2014年，最高院就判定《承诺函》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有关“保证”的规定，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依据《承诺函》要求政府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很多金融机构也明白政府的承诺函只是一个“安慰函”，但之所以还是执着于此，其实还是传统思维在作怪，认为有政府的一纸公文就可以作为背书，就可以降低投资风险。

从金融机构或投资人的角度来说，降低投资风险的诉求无可厚非，毕竟投资不是做慈善，谁都不希望亏损。但如果一味的想通过政府兜底来实现预期收益，那这个机构也未免太low了。

真正的投资行为，应该是在较为确定的投资环境下，通过机构自身的市场运作能力，调动各方资源实现预期目标，从而实现合理回报。这里所说的“投资环境”，既包括政策环境，也包括经济环境，还包括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等配套环境。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宏观层面的投资环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对于本地区层面的投资环境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通过优化投资决策流程来提高项目审批效率，通过信息公开来展现政府未来的财力，通过明确中长期项目投资计划来提升区域发展的确定性，通过安排中长期融资计划和偿债计划来化解地方债务，等等。这些做法虽然没有一条是直接指向为投资提供担保或承诺的，但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对于投资人最好的承诺——一个稳定的可预期可实现的区域发展环境。

通过投融资规划，政府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规划实施方案，对区域发展目标的实现给出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减少了区域发展的不确定性，明确了政企合作的游戏规则，为投资人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充分的支撑。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和投资人来说，与其纠结于要不要开、怎么开承诺函，不如踏踏实实地把投融资规划做好，区域投资环境优化了，项目才能增信，这才是地方政府可以给而且应该给的最好的“承诺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