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发电企业能携传统重装设备商走出国门，发挥其成本优势，但像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仍需等待更稳定及优惠的政策。
自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东南亚各国，提出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紧接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了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通互联建设的任务，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党中央及政府推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队伍以及大型机械设备制造商走出国门，开拓新兴市场的决心。同时，中国政府还倡议并已着手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国内出口企业在国外开展业务提供直接投资、政策性贷款。这无疑是从根本上帮助企业出口迈开扎实的一步。
然而“经济带”构想涉及诸多领域，如基础设施、科教文卫、能源电力。政治“任务”也覆盖过多领域，如解决领土领海争端，促进资本出口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它们的光环一时掩盖了赤裸裸的困难现实。在此，不妨只简单看看国内已达到供过于求可再生能源设备风力发电机组及光伏发电组件出口至近邻东南亚市场所要面临的切实政策环境及相关经济条件。
从各国政府已公布的目标装机容量计算，亚太区到2030年底之前将斥资3.6亿美元用于建设新的电力装机（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最新发布的亚太区2030电力市场展望报告）。而其中三分之二将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且东南亚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也将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略估将来新增装机容量至少达千万千瓦级。然而中国风电抑或太阳能设备商是否能从中分一杯羹？
合理稳定的政策是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根本，却也是该地区缺少的。菲律宾的“先到先得”固定上网电价机制已广受各界投资商批评。菲政府虽制定了上网电价，但规定只有通过政府核准，取得商业运营执照，并在2016年前完工的项目能享受优惠电价。另外一旦全国的投产容量达到计划容量，之后建成的项目将只允许收取普通售电价格。泰国是东南亚各国当中发展光伏发电力度最大的国家。泰国新公布的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补贴水平较以前下降不少，这已导致投资热情大副下降。另外政府还规定每一项目必须获得审批后的30天内完成，以此来确保全国装机目标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而不考虑工程复杂程度、资金充裕等其他因素。这些不合理和不确定的政策不仅限制当地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更让国外企业却步。当地的较高资金成本反映了不低的投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菲律宾银行给予在当地开发的项目贷款利率平均为8％〜10％，越南和印尼均为15％〜20％。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及进出口银行能提供的贷款利率一般低于以上水平，因此中国企业携贷款在这些国家与当地企业一同开发项目会有天然的优势。但中国的银行将处于承担高信用风险的劣势。
筹建“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及其信托基金业务可以化解信用风险分担的顾虑。如果是基于该行提供贷款合作开发项目，实际上各国企业分担了信用风险，并受银行股东的监督。各国政府参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效果其实类似于国有银行参与为项目提供辛迪加贷款（SyndicatedLoans）。
各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其现有及未来能源结构，中国较领先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并不能满足当地需求。印尼和菲律宾的主要开发的可再生能源是地热能，因为当地开发成本低。而中国现今未建成一个地热发电项目。
然而正如各方所期待的，欧美经济未爬出低谷前，亚洲，不论是中亚还是东南亚这些发展中国家为进行工业化发展，电力需求增长乃是必然趋势。传统化石能源发电及水电的装机也将颇具规模。国内发电企业能携传统重装设备商走出国门，发挥其成本优势，但像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仍需等待更稳定及优惠的政策。抑或是利用政府间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关系影响,为开展业务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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