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不仅是现在、未来也仍将长期作为我国的主力能源，因此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能源局近日主办的首届“科技创新促进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能源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倪维斗指出，近10至20年内，可再生能源难以解决我国能源主要问题。煤用于发电比例将越来越大，未来40多年必然会有巨大煤炭消耗。

　　倪维斗院士表示，煤的直接燃烧已引起严重环境污染，很难解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解决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问题，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而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能源系统，则是综合解决我国所面临能源挑战的重要方案。

　　可再生能源“远水解不了近渴”

　　倪院士分析认为，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无法改变以煤为主的现实。“我国和欧洲国家在国情上有很大区别，能源消费总量急剧增长，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至2020年前很难在总能源平衡中占一定份额，不能解决我国能源主要问题。”

　　据统计，去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达30.5亿吨标准煤。而据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乐观估计，至2020年可再生能源总量约每年6亿吨标准煤，其中还包括水电。

　　倪维斗院士说，从可持续发展角度，以及2050年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考虑，我国人均能耗稳定值应努力控制在每人4吨标准煤。倪院士这样假设，在最可能情景下，2050年我国人口达15亿左右，总能耗为60亿吨标准煤，若将63.5亿吨标准煤作为205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天花板”，在此约束下，即便考虑各种可再生能源、核电、天然气、石油需求等较快发展，并充分考虑节能潜力和节俭生活方式，2050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构成中仍将占35%以上，而年煤炭需求量不会低于20亿吨标准煤。如此看来，未来40年累计消耗煤炭总量，将超过900亿吨标准煤。

　　如何清洁利用900亿吨标准煤

　　据专家介绍，眼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每年60亿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承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降低40%至45%。

　　倪维斗院士分析，天然气属低碳能源，排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低，进一步收集难度大。石油排放源较分散，很难实现大规模收集。天然气和石油利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总二氧化碳排放中所占份额较小，所以减排二氧化碳重任即落于煤上。“目前至2050年我国累计耗煤达900多亿吨标准煤，如何利用这900亿吨标准煤，是能源工作者面临的‘大问题’。”

　　倪院士直言，尽管社会节能、总量控制、发展可再生能源都是实现低碳的经济路径，但最终低碳经济必须落在煤的清洁利用上，否则低碳经济很可能成为空话。

　　煤基多联产或更适合中国国情

　　“煤基多联产能源系统符合新能源定义范畴，能实现大幅度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和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符合我国国情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要方案，这是解决我国所面临能源挑战的重要解决途径。”倪维斗院士提出，煤基多联产是煤清洁高效利用重要战略方向，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应从煤化工开始积累经验，逐步过度至“IGCC+多联产+CCUS”。

　　事实上，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加上多联产，被视为目前最具发展前景的清洁煤技术。它在燃烧前先去除烟气中污染物，常规污染少、效率高。有利于综合利用煤炭资源，同时生产甲醇、尿素等化工产品等；而煤作为一种多元素能源，很多专家都认为将其一股脑儿烧掉很可惜。倪维斗院士认为，结合发电与化工，发展以气化为基础的IGCC多联产，对煤加以综合利用。

　　多联产原理简单，将煤气化后先通过一个反应器做化工产品，剩下尾气再燃烧发电。多联产相当于把化工、发电两个过程耦合，能量利用效率可提高10%至15%。据悉，煤的气化系统很贵，若能实现化工与发电相互调整，气化系统即可稳定运行，降低发电成本。

　　倪维斗院士告诉记者，我国应从现在开始考虑分阶段减排二氧化碳问题，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埋存应从易到难，逐步推进。“目前，我国大力发展煤化工（甲醇、二甲醚、直接煤变油、间接煤变油等），在煤化工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已具较高浓度和压力，但实际情况是，‘现成’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至大气中。因此，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应从煤化工做起，考虑到未来清洁煤发电，‘IGCC+多联产’应尽快示范，逐步走向大规模发展。同时，依据二氧化碳减排需要，逐步过渡至‘IGCC+多联产+CCUS（碳捕集与封存）’模式。”

　　倪院士强调，实现多联产能源战略刻不容缓，一旦延误了时机，将会显著增加未来我国治理空气污染的成本、难以控制未来石油进口，并大大增加减排温室气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