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至8日，联合国气候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是去年底坎昆气候大会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首次会议，主要任务是商定今年气候谈判的议程及工作计划，并推动尽速落实《坎昆协议》中的各项条款，以确保南非德班气候大会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而从多方反应看，当前进展并不乐观，德班进程所面临的压力不可低估。

　　曼谷会议是坎昆会议的延续。在坎昆会议上，国际社会面对现实，不再期望在短期内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气候条约。而是先易后难，在相对易于达成共识的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将那些“挂在低处的果子”摘下、打包，形成了由25份文件组成的《坎昆协议》。

　　不过，低处的果子好摘却不好吃。人们期待着曼谷会议能够推动落实《坎昆协议》。设立“绿色气候基金”是该协议的实质性内容之一，被视为坎昆会议的代表性成果。协议规定，发达国家须尽快落实哥本哈根会议上确定的快速启动资金，并承诺启动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计划，以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实现“绿色发展”。然而，基金的启动进程频频受阻。在曼谷会议上，各方在过渡委员会组成、世界银行作为托管方的资质等问题上的分歧依然未得到解决。

　　此外，在如何构建清洁技术转让机制、建立气候变化适应框架等议题的操作细节方面，各方也未能获得突破。

　　结构性矛盾再次凸显。如前所述，在坎昆会议上，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搁置一旁，这当然有其积极意义。谈判各方停止相互指责，从几近破裂的哥本哈根会议中汲取教训，加以反思，降低期望，先以务实行动重建信任，从而挽救了联合国气候谈判进程。

　　但是问题不会因为“无视”而自动消失。曼谷会议上，围绕《京都议定书》的命运，两大阵营之间的固有矛盾频现。发达工业化国家继续违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坚持将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量化减排承诺作为自身行动的前提条件，为确立第二承诺期目标设置种种障碍。日本、加拿大等甚至明确质疑《京都议定书》展期的必要性。《坎昆协议》已然肯定发达国家履行约束性量化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对此，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试图混淆二者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强压发展中国家，称其自主行动也要符合所谓“可报告、可测量、可核证”的要求。而这原是2007年《巴厘岛协议》专门针对发达国家减排承诺所作的规定。

　　坎昆会议上，各方同意至本世纪末，将温升控制在2℃以内。但是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曼谷会议谈判桌上的减排目标加总，在2020年，国际社会就将面对60亿吨以上的减排缺口。在当前减排总量中，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已经接近2/3。而在经济实力、清洁技术等方面占尽优势的发达国家却止步不前，不愿提高承诺目标，继续回避自身历史及现实责任。曼谷会议上，各方结构性矛盾重现以及立场的巨大差距无疑给时间有限的德班进程投下巨大阴影。

　　国际社会能否在年底的德班会议上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气候协定，曼谷会议并没有给人们足够的希望，而国际环境和重要的谈判体更是存在诸多变数。

　　近期的日本大地震引发严重的核泄漏危机，不仅给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而且引发相关国家和地区反思自身的核能发展政策。近些年来，核能被许多国家视为高效清洁能源大力发展，以其替代化石能源，确保自身减排目标的实现。核泄漏危机势必会对各国核能发展造成严重阻碍，迫使其调整未来能源生产和消费规划，减排难度陡增。对日本而言，缩减核电规模和重振经济的双重压力将进一步降低其在未来谈判中作出较高减排承诺的意愿。

　　奥巴马此任内已绝无可能完成能源与气候立法，其工作重心仍将是恢复经济、促进就业，为已经开始的竞选连任创造条件，美国无意也无力就其现有气候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欧盟依然受困于迁延日久的财政危机，协作自救是其当务之急。卷入北非局势更对其形成巨大牵制。在美国等主要谈判体消极以对的情况下，期望欧盟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领导者”或“推动者”恐怕勉为其难。欧盟近期单方面宣布将对国际航空业者征收排放税，也使得其与相关谈判体之间矛盾复杂化。

　　金砖国家吸收纳德班会议的东道国南非实现扩员，气候议题已进入五国峰会议程。俄罗斯近年来在该领域也趋于活跃。相比于因气候谈判这一专门议题而形成的“基础四国”机制，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包罗金融、贸易、政治等议题的综合性平台，具有强大的协调机能，在未来气候谈判中能否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值得关注。

　　暗淡的曼谷会议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体现。它提醒人们，在构建新的国际气候变化机制进程中存在种种困难与挑战，道路漫长而艰辛。但是，为了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国际社会终须戮力合作，为德班大会这关键一役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替代协定作出切实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