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气候谈判第一阶段已经结束,高级别谈判即将展开。

　　回顾谈判第一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声称会议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会议“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的谈判合并文本已经正式出炉，这被认为可能是德班气候大会最可靠的一个成果。

　　在具体的谈判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姿态日益积极。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3日共同发布《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报告，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公平的碳预算额度，公平地享有减缓成果。而另一方面，不出人们所料,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未来谈判成果的法律形式及长期资金支撑等关键问题上,各方分歧依旧,谈判前景不容乐观。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发达国家在整体上表现出比过去更为强硬的立场和姿态。

　　比如,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明确表态反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加拿大甚至信誓旦旦地宣布很快将退出《京都议定书》,对德班气候谈判震动不小。欧盟虽然表示有条件地支持《京都议定书》延长,但对其所提条件更为坚持。美国更是对《京都议定书》不屑一顾。在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公开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

　　发达国家的气候谈判立场为何越来越强硬?

　　首先，这与当前国际格局的快速变动和调整所导致的权力转移有关。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头迅猛，权力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变化。这一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发达国家的失落感、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迅速上升,导致他们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越来越不满，同时自身变得日趋保守和强硬，更不愿意做出让步了。

　　其次，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速快、总量大，客观上也增加了发达国家的忧虑和警惕。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后,不少发展中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经济总量迅速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显著增长。以中国为例,2000年至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同比增长120%，占全球比重由9.1%提高到约20%，二氧化碳排放占比由12.9%提高到约23%；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目前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相当的差距)。发展中国家排放的迅速增加也使发达国家产生了不满和不安的情绪。

　　再者，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分化日益加剧，也使发达国家感到有机可乘，因此态度日趋强硬。随着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推移,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分化趋势日益明显。比如基础四国和小岛屿国家联盟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未来谈判成果的法律形式等问题上观点相左。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分化无疑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力量,给发达国家以可乘之机.

　　当前，发达国家日趋强硬的谈判立场与发展中国家日益积极和灵活的谈判姿态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态势的发展预示着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将更加艰难。

　　此外，国际气候谈判的前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形势能否好转？2015年前出台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对全球气候变暖会否作出更严峻的结论?国际社会是否会遭遇更具灾难性的极端气候事件?是否有国家或国家集团愿意承担谈判的领导角色?这一系列因素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气候谈判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