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

　　政府间组织南方中心总执行长许国平先生，11月21日特别撰文回应围绕中国未来越多的要求。许先生写文回应的，不单奥巴马此前声言中国已经“长大成人”，而且也是各种国际舞台上纷繁复杂的各种政治攻击。近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要求，从达尔富尔到联合国气候谈判不一而足。

　　俄罗斯今年早些就提出公约修正案，要求审核公约的两个附件，重新划分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一时间，把这个问题摊到了桌面上。德班会议伊始，欧美各国就出于各自考虑给予支持，表示“公约签订十六年来，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90年的划分不能反映当下的现实。”在提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时，他们也开始更多地加上“各自的能力”，并强调这项原则“不应该是僵硬的”。

　　但中国真的迈入发达国家门槛了吗？这是一个显然的问题。从人均财富到从社会福利，从贫困人口到医疗健康的各项指标，我们根本远没有到发达国家程度。我们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兢兢业业希望有更高的生活质量。但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从政客到学者，看不进中国的低碳发展努力，却执意要中国发挥更大的“领袖责任”呢？

　　德班会议上，中国与欧洲NGO安排了交流活动。在谈判的背景下，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

　　首先，欧洲NGO并不忽略中国的发展阶段，承认我们人均意义上的发展需求。但在环境治理紧迫性的要求下，他们看到更多的是，中国整个国家的能力，指标之一就是GDP。而另一方面，欧美主要国家却正面临经济危机，整体实力呈下降态势。在这看似“东边兴旺，西边萧条”的国际态势下，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付出更多的能力，承担与头号排放国相称的责任，气候治理才有希望。

　　其次，欧盟认为虽然中国的减排承诺收到国内立法的约束，然而只有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框架，才能为企业创造商业确定性，激发积极性。同时，欧盟也清楚地看到中国国内低碳转型的努力，看到我们严肃认真的政治意愿。基于此，中国应该与欧盟携手来尝试构建一个符合科学要求、有力有效的国际治理机制。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在美国看来是不可能的。

　　第三，欧洲NGO提出的另一个很大原因，是其国内公众的环境保护意愿非常高涨。但他们只看到了中国迅猛增长的排放增势，而没有看到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欧洲民众不相信，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离开国际约束，能够有所放缓。而对于外交官来说，如果他们不能达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那么在国内政治上是不能过关的。

　　虽然以上理由并不充分，但从一个侧面是欧洲对“中国能力”的理解。但在谈判中，中国面临的却是现实的压力。

　　巴西已经被发了一个化石奖，印度因为立场保守，备受压力。中国代表团虽表示出灵活开放的谈判态度，但一些环境组织仍然不买账，有采取行动的意向。

　　但同时，期望之下，我们既有机会也有风险。机会在于，相比如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我们表现出更积极的谈判态度，可以赢得舆论上的支持，同时有更大的议价能力。而风险在于，基础四国四国内部立场的差距，可能会被外界“分化”，印度等国被区别对待。这种舆论信号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