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前右）在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发言，强烈批评一些西方国家没有兑现大幅率先减排、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承诺，“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给我（们）”。当天，德班气候大会“起死回生”，冲破美国等一些国家的阻挠，艰难达成4份决议，包括2013年起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正式启动绿色气候基金等。

　　大会批准设立的德班平台将主要负责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2012年上半年着手，不晚于2015年完成。然后，根据这一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各缔约方2020年起探讨如何减排。这也意味着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国家都要考虑实施强制减排目标。此前气候谈判进程中关于减排唯一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是《议定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已宣布退出《议定书》的美国均不受《议定书》约束，但中美均属《公约》缔约方。

　　英国能源大臣休恩昨天说，会议结果“是欧洲外交的巨大成功……我们把主要排放国纳入‘路线图’……那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美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斯特恩先前表态支持欧盟“路线图”。他11日对会议结果持保留态度，“我们没人喜欢整个一揽子决议……相信我，美国对其中许多不感兴趣”。

　　印度环境部长贾扬蒂·纳塔拉詹说，印方迫于不公正压力妥协，只能不情愿地赞同决议。

　　基础四国与欧盟“交易”

　　据新华社报道，大会通过的4份决议，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两个根本诉求：发达国家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进一步减排；启动绿色气候基金。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基础四国”考虑到欧盟对2020年以后减排的诉求，与欧盟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上找到共同点，助力大会取得平衡成果。 

　　大会宣布，继续《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3年开始实施。《议定书》1997年签署，是气候谈判进程中关于减排唯一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年末到期。 

　　同时，会议决定正式启动“绿色气候基金”，成立基金管理框架。2010年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确定创建这一基金，承诺到2020年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帮助后者适应气候变化。 

　　避提“有法律约束力”

　　尽管德班气候大会主席、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马沙巴内在会后兴奋地宣布——“我们创造了历史”，也无法掩盖各方分歧严重的事实。

　　欧盟负责气候事务的委员赫泽高在10日深夜召开的最后一次全会上依然不断强调欧盟的“路线图”计划，并提出一定要有2018年生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框架”，且将《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任何其他议题都与此挂钩。小岛国联盟(Aosis)和最不发达国家集团(LDCs)也附和欧盟的立场。

　　对此，印度代表团团长、印度环境与森林部部长贾扬蒂·纳塔拉詹强烈反对，并激动地反驳：“公平在哪里？”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也在最后的即席发言中，支持印度立场。解振华说，应对气候变化不是看你在说什么，而是看你做什么。很多国家并没有兑现承诺。“要大幅度减排，减了吗？要提供资金，提供了吗？该做的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还有什么资格在这讲道理！”

　　最关键问题再度陷入分歧，中国、印度、欧盟和美国就地展开了一场小范围磋商，欧盟印度当场“握手言和”。

　　委内瑞拉谈判代表克劳迪娅·萨勒诺认为，在缺乏减排数据要求的情况下，《议定书》只是在形式上得到延续，其最大作用是“让欧盟能开一个光鲜的发布会”。各方观点无法统一，《议定书》工作组主席选择强行通过文件，萨勒诺随即质问说，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程序？她透露，有人威胁她说如果不同意“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LCA)草案，就没有第二承诺期和绿色气候基金。

　　最终，对于欧盟所要求的在最后决议中加入“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等强硬措辞，大会主席建议采用更加灵活的词汇，如“进程”和“议定书、法律工具”等说法代替。与会各方接受了这个妥协处理方式。    

　　模糊发达发展中国家区别

　　一些分析师认为，尽管会议批准一揽子决议，但部分内容不够具体，而且措辞留有巨大漏洞，可能让某些国家得以逃避应承担的减排责任。例如，就《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期限，决议没有明确说明是5年还是8年；对于绿色气候基金，资金来源和管理机制仍是空白；就坎昆大会搁置的自愿减排努力，这次会议同样没有进展；没有确定将要制定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的确切性质；没有提及惩罚措施……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认为，欧盟此次得分不少，“正是欧盟的高调举动，促使日本、加拿大等犹豫不决的国家也没有太唱反调。”在资金问题上，“带着钱来的”欧盟也“触动”了其他发达国家。

　　至于2020年以后的减排安排能够取得进展，李俊峰向媒体表示，美国和中国都做出了让步，“最大的妥协在美国”。中国的态度是，2012年之前的承诺都还没有兑现，现在谈十年以后的事有些为时过早。对于2020年以后的框架，“未来可以有，现在可以谈”，但是不希望冲淡2020年之前的事。美国则对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框架一直说“不”，大选临近让奥巴马政府更不敢轻易“锁定”减排承诺。中、美最终同意接受关于2020年以后安排的谈判进程，实属诚意之举。

　　但德班成果，尤其是启动2020年之后全球减排框架谈判进程的决定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提出挑战。“2021年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李俊峰对媒体说，“这是个严峻的课题。”李俊峰表示，这一进程模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边界，“不像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划分‘楚河汉界’那样泾渭分明。”在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体系中，更强调共同的责任，而淡化了区别。2020年之后，中国、印度、新加坡、韩国等很多国家都要面对“重新站队”的问题，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将承受更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