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促进国际合作和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重要基石。气候公约为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规定了不同的义务，明确了发达国家有率先减排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义务。然而，近20年来，发达国家总是试图以种种借口逃避履行自身的义务，同时不断将矛头指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施压。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在德班会议前最新公布的各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二氧化碳的数据，2009年相比1990年附件一国家排放减少了6.4%，其中主要贡献来自转轨国家，而发达国家不仅没有减排，反而增长了4.4%。其中日本增长2.7%，美国增长6.7%，加拿大增长20%，澳大利亚增长高达51.8%。多数发达国家根本无望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下的减排目标。

　　资金问题是推进国际气候合作的关键。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承诺2010-2012年快速启动阶段提供300亿美元，以及到2020年筹集1000亿美元的长期目标，但各国资金义务的分配和资金来源未能落实。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政府应提供新的、额外的公共资金，而发达国家却极力淡化政府责任。事实是许多打着气候变化幌子的资金援助，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把原有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换个标签来充数。

　　长期以来，国际气候谈判在技术议题上进展缓慢。发展中国家强调公约下的技术转让不能与纯商业的技术贸易混为一谈。而发达国家一方面以知识产权为由，强调利用现有的资金，发挥私营部门和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指责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制度环境不利于技术转让。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未来对排放空间的需求有限。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完成工业化和城市进程，必然伴随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德班会议前，中国发布了2011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数据表明，中国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9.1%，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14.6亿吨以上。中国在“十二五”期间还将进一步改善政策措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今年6月，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综合比较了多家研究机构及澳大利亚学者对2020年各国减排承诺的研究结果，以实际排放偏离基准情景的程度衡量各国减排努力，得出了发展中国家实际减排量高于发达国家的基本结论。

　　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已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发达国家应该先认认真真履行好自身义务，用行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