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德班

11月底，正是南非的夏天。位于东岸的海滨城市德班（Durban）一下子涌入了15746名来自全世界195个国家的谈判代表、非政府组织成员和媒体记者，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11月28日，南非总统祖马在德班世界气候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中国低碳网讯　本次大会为期两周，本刊记者于第二周到达德班，全程经历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与前年的哥本哈根大会相比，德班显得非常低调，不但与会人数大大减少，就连会场外的抗议人群也比往年少了很多。负责运送谈判代表的大巴车司机几乎个个热情健谈，主动跟每一个坐车的人握手打招呼，但有几名司机在握完手后偷偷向代表们索要小费，这是过去4次大会从未发生过的。

作为世界闻名的度假胜地，德班的气氛显得有些诡异。这里虽然到处是高楼大厦，但几乎所有建筑都被一圈铁丝网围住了。街上行人很少，到了晚上整个城市一片死寂，连个像样的饭馆都很难找到，游客们只能待在旅馆里，不敢独自走夜路。在某些地区甚至白天也不安全，来自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的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就在光天化日下遭遇抢劫，幸亏他跑得快才没让劫匪得逞。周三晚上，一个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代表团驻地被小偷撬门而入，盗走了5台电脑、1台照相机、1台摄像机，以及超过5000欧元现金。对此惨况，房东只说了一句话：这就是非洲！

确实，无论外表多么光鲜，非洲毫无疑问是这个地球上最贫穷的大陆，这块地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值都很低，但却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之一，不少国家已经尝到了苦头，难怪南非总统祖玛在大会第一天发言称，气候变化对于非洲人来说是生与死的选择，本届大会的口号就是“从今天开始拯救明天”（Save Tomorrow Today）。

但是，非洲兄弟们的恳求并没有感染到与会代表们。大会开了一星期后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争论焦点也都毫无新意，无非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各自承担多少责任。这个焦点的核心就是如何解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发达国家强调“共同”二字，发展中国家则更看重“区别”。

虽然争论的焦点全都一样，但每次大会的主题还是各有不同的。德班大会召开前，大家都认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将是本次大会的主旋律，因为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底到期，如果今年再不谈出一个结果，《京都议定书》将名存实亡，全世界就将失去唯一的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

但是，截至大会第一周结束时，已有俄罗斯、日本和加拿大这三个《京都议定书》签约国先后表示将不支持《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这三个国家表面上都拿美国和中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作为挡箭牌，但其实三家各有难言苦衷。加拿大一直打算开发本国境内蕴藏量极为丰富的油砂，趁国际原油价格坚挺时大赚一笔；日本在海啸后不得不关闭了大量核电站，减排的压力陡然增大，已经不敢保证能轻松地实现目标；俄罗斯则因为地处北疆，对全球变暖这件事本来就兴趣不大。但是1990年时的俄罗斯因为苏联解体导致经济下滑等原因，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赚足了油水，如今这一优势不存在了，但俄罗斯又希望继续依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赚钱，自然对《京都议定书》毫无兴趣。 

12月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克里斯提安娜·菲格雷斯（中）同与会代表交谈

此时欧盟站了出来，为德班大会打了一针强心剂。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事务的委员康妮·赫泽高（Connie Hedegaard）于周三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不管加、日、俄三国如何决策，欧盟仍将支持《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是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德班大会必须谈出一个“欧盟路线图”（EU Roadmap），保证到2015年时谈成一个将主要排放大国都包括进去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 

12月1日，抗议者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会场外举行抗议活动

“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气候大会上只有我们这个排放总量只占全世界15%的团体在积极行动，而其他85%的国家都按兵不动？”这是赫泽高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牢骚显然是针对美国和中国等世界几个主要排放大国而说的。当年《京都议定书》签字时，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总额占全世界的2/3，即使去除美国后仍然达到了46%。但随着中印等国的经济崛起，《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所涵盖的国家的排放总额只占全世界的15%，对温室气体浓度的贡献远小于中美两国。中国的排放总额占世界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24%，中国目前每年新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额已经超过了欧盟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减排总量。

针对欧盟的指责，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愿意在2020年之后讨论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但必须首先满足5项条件，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发达国家首先必须在行动上做出表率，把已经谈好的目标完成再说。解振华还表示，中国已经为减排做出了很多实际的努力，至于2020年以后如何行动，则要根据科学研究的结果再行讨论。

印度的反应更加激烈。在一个印度主办的边会上，来自印度政府、科研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发言人一起把矛头指向了发达国家，称印度无论在化石能源发电效率，还是化肥业和铝制造业这两个碳排放大户的能效上，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与此同时，印度尚有数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多人还没有用上电，人均碳排放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因此国际社会应该首先保障印度人民的发展权。总之，气候谈判一定要以公平为先，发达国家历史上已经排放了很多温室气体，理应多做一些。

会场上有位德国代表当场和印度代表争论起来，德国人认为，发达国家在1990年之前尚未意识到二氧化碳是有害气体，因此不应该对此负责，计算各国的历史排放总量应该从1990年算起。双方就此事争论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

比起中印的坚持，美国的态度则相当暧昧。美国代表团团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必须把全球主要排放国全都纳入一个统一的、同等强度的减排协议中来，否则美国不会单方面答应任何强制性减排协议。但他又表示，自哥本哈根会议结束之后的两年是全球减排事业最兴旺发达的两年，因为各国都纷纷表达了减排意愿，并向联合国提交了各自的减排计划。这种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更加民主，因此也就更加有效。

也许是看出了问题的复杂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二在大会上表示，由于经济危机、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等原因，大家不要对最终的谈判结果有过高的期望。“很多人说，达成一个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的时机尚未成熟。我觉得他们说的也许是对的。”潘基文承认。

气候谈判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为什么大家始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争论不休，使得谈判进程越来越艰难呢？答案要从历史中去寻找。

科学、经济和政治的三国演义

人们常说，历史是照亮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在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气候问题的历史，看看是否能驱散眼前这团迷雾。

气候变化最早被称为全球变暖，这个概念的基础就是大气层的温室效应。最早提出地球是个巨大温室的人是法国应用数学家让－巴普蒂斯塔·傅立叶（Jean-BaptisteFourier），他对科学的主要贡献是找出了热传导规律，大名鼎鼎的“傅立叶变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傅立叶于1827年写了一篇论文，讨论了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效应问题。根据他的计算，如果没有温室效应的话，地表温度不可能有现在这么高，地球将是一个大冰球，生命也就几乎不可能在地球上出现了。

7月17日，加拿大Taber，这是暴风云即将形成龙卷风的恐怖景象

1863年，英国化学家约翰·梯恩德尔（John Tyndall）第一次指出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效应来自二氧化碳对红外辐射的吸收，人类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大恩人是谁。

1890年，美国天文学家萨穆埃尔·郎利（Samuel Langley）在匹兹堡天文台做了一个精巧的实验。他测量了月亮在地平线和头顶这两个位置所发射的红外辐射的强度，月光在这两个位置所要穿越的大气层厚度是不同的，只要测出两者的差，就可以推算出大气层吸收红外辐射的能力了。

1896年，瑞典物理学家斯万特·阿累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在郎利实验的基础上，第一次计算出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对于地表温度的影响。他的计算结果表明，如果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一倍的话，地表温度将会上升5~6℃，这个结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准确。

正是由于上述4位来自4个不同国家，以及4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贡献，温室效应的理论基础终于被确立下来了，人类第一次认识到，如果不加控制的话，二氧化碳，这位我们曾经的恩人也可以转变成仇家。

值得一提的是，温室效应的确立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那个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中，现代科学的雏形还远未形成。

但是，自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科学家们并没有立即行动起来，除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干扰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还有两个关键问题没有搞清楚。第一，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究竟会不会因为化石燃料的燃烧而增加呢？要知道，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会加速光合作用的速率，而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也是个未知数。第二，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是否会直接导致温度上升？是否会有某个未知因素抵消了温室效应？这两个疑问都需要用实验来解答，但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还很低，尚不具备这个能力。

最早试图解答第一个疑问的人是美国物理学家查尔斯·基林（Charles Keeling），他于1958年在位于夏威夷的莫纳·鲁阿天文台（Mauna Loa Observatory）设立了观测点，开始测量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之所以选择这个偏远的地方做观测，就是为了防止人类活动对观测结果有影响。虽然基林博士已于2005年去世，但这项观测仍在进行，是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结果最精确的二氧化碳浓度观测。结果清楚地表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一直在上升，至今没有任何减缓的趋势。

最早试图解答第二个疑问的人是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他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个气候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这个小组利用NASA遍布全球的强大数据网络，于1981年发表了第一份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报告，指出地球温度虽然在近100年里有升有降，但总趋势是上升的。

1988年夏天，北半球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酷暑，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物损失。这一年的6月23日，汉森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做了一次报告，提醒大家注意全球变暖现象。这次听证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美国政治家们第一次听到了全球变暖这个名词。不过，受到触动最大的反而不是美国人，而是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她阅读了汉森的报告后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在英国皇家学会（相当于英国科学院）发表演讲，责成英国科学家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几天之后，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伊（Geoffrey Howe）向联大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出面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共同商讨气候问题。

　　正是在豪伊的建议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于1988年正式成立。这是一个由各国顶尖气候专家组成的研究评估机构，其职责就是每年定期开数次会议，每隔5~7年将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成果综合成一份气候评估报告，提交给联合国作为制定气候政策的依据。  

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发表于1990年，报告提出全球变暖有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两年后，联合国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地球峰会（Earth Summit），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正式将气候变化纳入全球议题。目前已经有194个国家签署了这项公约，是所有联合国协议中获得认可最多的一个。

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发表于1995年，报告提出全球变暖很有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两年后，《京都议定书》出炉。这份协议为大约40个发达国家制定了各自的减排目标，而且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完不成就要受到惩罚。

《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从2008年开始，到2012年底结束，但是《京都议定书》第9条特别指出，联合国应该不断追踪最新的科学进展，并根据科学家的建议定期对议定书做出修正。

科学家的建议很快就来了。2001年，IPCC发表了第三次评估报告，提出全球变暖非常有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这份报告直接促成了各国国会认可了《京都议定书》，这份文件终于在2005年正式生效。但是，以化石能源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以及推崇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智库机构开始在公众中散布怀疑论，质疑IPCC评估报告的科学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美国国会以美国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将受损为理由，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虽然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据理力争，但最终美国宣布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时，中国国内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仍然非常罕见，因为中国不属于发达国家阵营，不需要做出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因此也就很少有人关心。这种状况终于在2007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IPCC在这年底发布了第四次评估报告，提出全球变暖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而且变暖趋势正在加剧，其结果是导致了全球气候的迅速变化，人类将很难适应这种变化速度。

几乎与此同时，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腾飞，其发展速度之快创下了多项人类历史纪录，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迅速增加，其结果就是发达国家碳排放占全球排放的份额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将近3/4迅速降到了2011年的一半以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气候谈判大会着手讨论《京都议定书》的延续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将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纳入到减排谈判中来，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巴厘会议出台了《巴厘路线图》，确定了双轨制谈判方针，即发达国家为一轨，继续《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发展中国家为另一轨，启动“长期合作行动”（LCA）谈判，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减排的问题。

2008年秋天爆发了全球经济危机，这年底在波兰城市波兹南召开的气候谈判大会明显感到了寒意，不但到会人数大幅减少，而且议题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多人开始讨论自下而上减排的可能性，即不再完全依靠联合国机制和国际法的约束力，而是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动员民间力量自主减排。

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规定，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本应决定《京都议定书》的未来，但在会议召开前两周突然爆出了“气候门”事件，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大打折扣。随后召开的哥本哈根大会从一开始就陷入混乱中，最终只通过了一份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定》便草草收场。这份协定虽然承认了到本世纪末控温2℃的目标，但没有列出任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协定还首次提出了建立每年1000亿美元适应基金的建议，但同样没有说明这笔钱到底应该由谁来出，以及如何使用。

经过一年的复查和澄清，“气候门”事件终于有了一个合理解释，气候学家们的名声得到了部分恢复。2010年坎昆大会召开前，IPCC再次推出重磅炸弹，称2010年几乎可以肯定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虽然如此，坎昆会议仍然显得格外冷清，关注者人数锐减。拜大会主席（墨西哥外长）的强硬作风所赐，大会最终强行通过了一份《坎昆决议》，在适应基金和绿色快速启动资金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这次大会并没有就大家最关心的《京都议定书》延续问题达成任何有价值的决议，而是延续了哥本哈根的做法，即鼓励各国针对各自的国情自愿制定减排目标。这个方案显然更符合美国的意愿，他们从来就不喜欢把自己绑定于某个国际公约，而是相信民主和市场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但是，根据国际能源署等权威研究机构的计算，如果各国只完成各自提交的减排目标，而不是被绑定在一个更强有力的减排协议中的话，那么到本世纪末地球的升温幅度将很可能超过3.5℃，造成的损失将难以弥补。

就这样，政治一次又一次地背离了科学的要求，科学家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人类永无止境的发展欲望妥协。

2011年的世界

从里约地球峰会的启动到德班会议的召开，正好过去了20年。在这20年里，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 

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事务的委员康妮·赫泽高

今年12月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气候变化专刊上刊登了一篇由英国东安吉利亚大学梯恩德尔气候研究中心等多家权威研究机构共同撰写的文章，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悲观的世界。

文章称，在过去的20年里，因为燃烧化石能源而产生的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增加了49%，平均每年都要比前一年多排放3.1%。相比之下，1990年时的年增长率只有1%左右。因为2009年全球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导致排放量有所下降，但2010年强势反弹，比2009年增加了5.9%。其中，中国2010年的碳排放比2009年增加了10.9%，印度是9%，美国是4%，欧盟为2.8%。

今年的总数据还无法计算，预计仍将保持3.1%的年增长率。

如果把水泥生产和森林砍伐等人类活动算进来，碳元素的总排放量在2010年首次突破了100亿吨。这些碳约有一半被海洋和陆地植物吸收，剩下的一半留在了大气层，使得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从1992年时的353PPM（百万分之一）增加到了现在的389.6PPM，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如果这个速度持续下去，到2016年二氧化碳浓度便可突破400PPM。

更糟糕的是，自2000年以来的碳排放增长势头是IPCC气候模型预测的上限，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趋势不迅速加以扭转，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制定的到本世纪末控温2℃的目标完全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而且这一天还会加速到来。

但是，世界气象组织（WMO）于12月初发表的一份媒体通告称，截止到10月份为止，今年头10个月的平均气温比1961~1990年的平均气温高出了0.41℃±0.11℃，虽然这个数字仍然可以排在有记录以来的第10位，但明显比2010年的数字0.55℃±0.11℃要低不少，这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

怀疑论者们先别急着宣告全球变暖理论的破产，让我们来看看科学家的解释。WMO认为，降温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年是一个强拉尼娜年，其强度在过去的60年里排名第一。拉尼娜（LaNina）是一种发生在太平洋热带地区的气象事件，和厄尔尼诺（ElNino）正相反。通常情况下每逢拉尼娜年，全球平均气温都会下降。今年的拉尼娜虽然导致温度比去年略低，但却是有记录以来所有拉尼娜年里气温最高的。

换句话说，如果明年不再出现拉尼娜事件，气温很可能将强势反弹，我们有理由预期一个格外炎热的2012年。

如果只是气温升高，相信很多人都会不以为然，很多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还巴不得升温呢。事实上，近几年不断看到有专家学者质疑气候变暖的严重性，比如有人举例说，法国香槟地区的葡萄种植业就从近年来的气温升高当中获得了很多好处。高温导致了葡萄甜度增加，酸度下降，收获期也比过去提前了两周，用这样的葡萄酿出来的酒质量普遍较好。法国葡萄酒业公认的好年份大都来自气温较高的时期，比如1947、1959、1964、1973、1982和1999年出产的葡萄酒都是收藏家抢购的对象，这几年的气温都比较高。

确实，如果单从某一个方面看，气温的升高在短期内对一部分人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气候变化的整体效果绝对是负面的，这一点在主流科学界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另外，即使对于那些从气候变化中获得短期好处的人来说，如果气温继续升高，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比如，黑皮诺（PinotNoir，一种葡萄品种）的最佳生长温度在14~16℃，如果葡萄生长期的温度长时间高于16℃，长出来的葡萄就失去了黑皮诺特有的风味，酿出来的酒也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问题在于，根据科学家的推算，起码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气温还不会上升到足以威胁葡萄酒庄生存的程度。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夏天过于炎热或者北极熊的生命受到威胁这种事情远不如经济发展那么重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IPCC在德班大会召开前发表了一份《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促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SREX），试图将全球变暖和极端气象事件联系到一起。设想一下，如果科学家能够证明气候变化将导致飓风、洪水或者干旱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有所增加，相信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治家都会更加重视的。

这份于11月18日对媒体公布的报告只是一份针对政治家所做的摘要，报告全本将于明年2月份正式对外发表。摘要指出，随着气温上升，极端气象事件的发生频率有2/3的可能性将会随之上升。其中，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频率将会增加，极端低温天气的发生频率将减少。暴雨的出现频率将增加，飓风的最大风速也将增加，海平面几乎可以肯定将会上升，其结果就是广大沿海地区将很有可能出现洪涝灾害，并导致盐碱化。另外，随着冰川融化和降水量的增加，广大山区则有可能出现泥石流和滑坡等现象。最后，降水量并不是在所有地区都会增加，在原本干旱地区的降水量则很有可能会减少，造成的结果就是美洲和地中海地区有可能发生干旱。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结论都不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而是各有一定的概率。

不过，IPCC的这份报告还是太过宏观，普通人很难产生切身的感受。于是，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克里斯·休恩（Chris Huhne）委托英国气象局哈德莱中心的科学家们另起炉灶，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了24个国家进行研究，并分别撰写了一份针对各个国家的气候报告，并预测了气候变化对这24个国家未来的影响。

这项研究刚于今年4月份正式启动，科学家们只能先从英文文献着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虽然如此，英国气象局还是在德班大会上公布了第一期研究成果。其中，关于中国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到本世纪末，中国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很可能将升温4.5℃，南方和西南地区则最高将升温3℃左右。气候变化的影响今天已初见端倪，自1990年开始，中国的高温天气增多，低温天气减少，降水量普遍增加，这个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并导致主要粮食作物减产。

从世界范围看，该报告指出，如果再不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到本世纪末全球的平均温度将上升2~3℃，海平面的上升将导致将近5000万人无家可归，受灾最严重的国家就是孟加拉国、印度和中国。

　　另外，联合国环境署（UNEP）、国际能源署和多家气候变化研究机构也在此次德班大会上纷纷发布各自的研究报告，均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还专门对减排的花费进行了计算，得出的结论是：越是早减排，花费就越低。今天每减排一吨二氧化碳平均需要花费38美元，如果试图省钱，那么今天省下的每1美元到了2020年都将不得不再多花4.3美元来弥补。

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认同这些研究机构的观点，他们只认IPCC。IPCC在德班大会上宣布，万众瞩目的第五次评估报告（AR5）将于2014年10月底公布。新的报告将增加关于海平面上升、热带风暴和飓风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章节，并把更多篇幅放在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上，着重讨论气候变化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

不过，欧盟已经等不及了。他们打算用一份新的《欧盟路线图》取代《巴厘路线图》，并在AR5出版前将中美等排放大国全部绑定在同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之中。

他们的想法能实现吗？答案将在最后一天揭晓。

混乱的36小时

按照程序，每年的气候谈判都应在周五晚上结束。但当手表指针指向周五22点的时候，大会仍然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不少人打算像去年那样在会议中心死等，但很快传来消息，大会今晚肯定不会结束，明天上午10点以后继续开。大家只好纷纷散去，等待明天的决战。

11月29日，南非警察骑马巡逻以确保气候会议安全举行

周六上午，大部分观察员和记者因为机票的原因不得不离开德班，会议中心一片寂静，几个昨晚熬了一夜的记者和观察员倒在沙发上睡觉，主会场则空无一人，显然谈判代表们仍然在闭门商讨。

中午，大会官网上终于上传了长期合作行动（LCA）和京都议定书（KP）两个特设工作组的讨论文本，却迟迟没有通知何时将召开全会。14点，大会官网上曾经出现一则通知，称全会将在15点开始。但这则通知5分钟后就被删除了，显然谈判又出现了新问题。

大家一直等到夜幕降临，终于等来了18点开会的通知。但是主会场不让记者进入，只能看大屏幕直播。最后，大会又拖了一小时才正式开始。首先进行的是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AWG-KP）的会议，各国代表针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文本草案各自陈述不同意见。以沙特、巴西和委内瑞拉为首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纷纷要求发言，对这份草案从头到尾提出了无数批评意见，指责文本措辞不够严厉，减排力度不够。委内瑞拉代表直接把矛头对准工作组主席，指责他偏袒发达国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平等的发言机会。最后，眼看会议将演变成超级马拉松，这位主席一边敲下锤子一边说：“我将把大家的意见呈交大会讨论，如果没有新的意见，本次会议到此结束！”这个明显违反民主程序的举动不但没有招致抗议，反而引来一阵哄笑，代表们都已经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再也无力较真了。

但是，仔细看一遍这份草案的话就会发现，《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只是一个空架子，实质性的内容非常少。该草案将第二承诺期开始日期定在2013年初，截止期定在2017年底，但只是笼统地提了一句到2020年减排25%~40%的老目标，没有明确各国的减排指标，对履约机制也没有涉及。看来这些细节都要等到明年的卡塔尔气候大会再去谈了，也就是说，欧盟可以继续使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作为谈判筹码。

另外，俄罗斯、日本和加拿大三国如人们所料的那样，没有承认京都第二期，这就意味着在这份草案上签字的几乎只有欧盟国家，涵盖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额只占全球排放总额的12%左右。《京都议定书》彻底成为一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法律文本，对全球减排的实际贡献微不足道。

接下来进行的是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的会议，这个工作组的任务是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工作组提交的文本草案长达56页，光是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就得花上半小时，于是便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工作组组长口头念了一个勘误表，把印发草案的数个印刷错误一一纠正，其中有一页甚至漏掉了整整三大段文字！可是，许多代表们显然没有听清楚组长的勘误，依然在随后的发言中不断提起那些错误，害得这位组长又不得不重新念了一遍。

这位组长已经在气候谈判领域工作了22年，今年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气候谈判，于是很多国家的老代表纷纷要求发言，表达对这位组长的尊敬。

上面这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了联合国大会的最大特点——拖延。这种会议每个国家都有权发言，所有决议都必须全票通过，这就导致了众口难调的场景一次又一次上演，宝贵的时间就这样被消耗掉了。

会议进行到一半，大会插播了一条广告，南非航空公司宣布将于周日13点增开数个航班，保证将谈判代表运出南非。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会议延期导致很多代表必须修改航班，而很多小国代表甚至没钱改签机票，但如果有人缺席的话，就不能算全票通过了。

南非航空公司的小广告意外地给谈判大会设定了最后期限，LCA工作组会议终于在周六午夜前结束了。和京都二期的讨论一样，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最后提交大会的文本草案提出了无数修改意见，LCA谈判远未结束。

接下来又对热带雨林保护、清洁技术转让和绿色基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绿色基金在去年的坎昆大会上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今年的大会虽然正式宣告了基金的成立，但对资金来源和使用管理办法仍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广大发展中国家还要等上很久才能看到首笔款项入账。

大会的高潮来自最后讨论的“德班增强行动平台”（Durban Platform for Enhanced Action）。这个平台表面上是由COP17主席、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马沙巴内（Maite Nkoana-Mashabane）提出的，但实际上这就是欧盟联合了小岛国联盟（AOSIS）和最不发达国家联盟（LDCs），共计120个国家联合推出的那个“欧盟路线图”，旨在将所有国家纳入一个共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框架。欧盟计划从明年开始立即启动这个新框架的谈判工作，并在2015年完成谈判，2020年正式生效。这个计划得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默许，却遭到了中印两国的强烈反对。

印度代表团团长、印度环境部长贾扬提·纳塔拉扬（Jayanthi Natarajan）首先发难，指责这个平台妄图把印度强行绑进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是对印度人民的不公平。

“你们难道要我在一个空白支票上签字，用12亿印度人民的福祉和可持续发展权去交换一个连具体内容都不知道的欧盟路线图？”

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随即发言支持印度的立场。他情绪激动地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给我？”

但是，包括孟加拉国和巴西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表示支持这个平台的建立。

最后，由于印度代表的一再坚持，大会修改了措辞，没有明确地肯定新协议将把所有发展中国家纳入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而是改为“（新平台）将启动一个新程序，最终达成一个协议（AProtocol），或者另一个法律文书（Legal Instrument），或者一个法律结果（Legal Outcome）。这三个语焉不详的名词为发展中国家留了一条后路，或者换句话说，这个新平台和《巴厘路线图》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代表们辛辛苦苦谈了4年，又回到了原点。

尾声

在德班举行的一场边会上，一个美国老资格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Club）向听众们介绍了自己的成功经验。这家组织在美国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煤电厂运动，他们动用了从车身广告、散发抗议信到鼓动民众提起诉讼等各种手段，向美国的煤电行业宣战。有趣的是，他们的策略并不是直接宣传煤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而是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大力宣传煤电的传统污染，比如酸雨、PM2.5和汞排放所导致的哮喘病发病率上升，以及致癌等等。结果，这一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美国原本在2001~2012年计划建造180~200个新的煤电厂，但由于各种诉讼拖延了审批手续，159个煤电厂计划被迫终止。缺口的部分主要由天然气和风电填补，这两种较为清洁的发电形式各占美国2009年新增发电能力的40%左右。

他们计划从2011年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目标是到2015年时将美国的煤电厂关闭三分之一，即105000MW的装机容量。

这个方法看似很成功是吗？且慢鼓掌。从该组织提供的数据来看，美国新增发电厂当中煤电所占的份额实际上也是一直在增加的，从2003年的0逐渐增加到了2009年的10%左右。这个数据说明，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煤仍将是美国电力的主要来源。

事实上，根据美国能源部的估计，到2030年时煤电所占份额仍将保持在47%的高位，仅比2007年的49%减少了两个百分点。而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IA）的估算，2030年时美国煤电厂的总发电量将比2007年的数据提高19%。

全世界的状况更不乐观。2006年时煤电只占世界能源需求总量的25%，现在则是30%。

空气污染怎么办？那时的煤电厂老板会告诉你，他们采用了更加先进的除污技术，煤炭燃烧后释放的常规污染物都已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只不过，二氧化碳不属于常规污染物，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

这不是天方夜谭。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了。到那时，美国老百姓还会响应塞拉俱乐部的号召，去找煤电厂的麻烦吗？

煤是最廉价的能源，一直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的首选。但是煤炭也是碳强度最高的能源形式，要想减排，必须先拿煤炭开刀，这就需要人类找到一种能替代煤炭的新能源形式，否则的话就只能依靠老百姓的道德了。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在德班大会上表示，要想以50%的概率实现控温2℃的目标，就必须在未来的40年里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降低2.5倍。可是，随着人口增长，预计未来40年里的全球经济总量至少将增长3倍。两者相乘就可得出，40年后的实际减排强度将是现在的7.5倍。也就是说，假如今天每实现1美元GDP需要排放7.5公斤二氧化碳的话，到2050年时就只能排放1公斤了。

要想实现这个宏大目标，人类必须来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才行。

上一次工业革命非常成功，但那是以人类自身的欲望为动力的。如果新的工业革命只以道德作为动力，能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