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耳熟能详的词汇，到底来自于何方，我们是否还是“常人日用而不知”？是否古籍就应该被放在尘封的书架上供大家研究？中华国学真的已落后于时代了吗？在生态文明被提上国家战略发展关注点的今天，无论国人还是他国民众，都已开始正视“生态”在国家快速发展的今天所应占有的重要地位。“二马新国学”欲与时代同在，从今日起，刊载任教授在国学古籍中追寻“生态踪影”的宏大专题系列文章，以此激发更多人对“国学与生态”命题的思考。

　　《周易》古经“既雨既处”的生态道德观（上）

　　《周易》古经《小畜》卦上九爻提出了一个与生态伦理相关的命题——“既雨既处，尚德载。”即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该停雨的时候就停雨，这是因为人们有至高无上的道德能够载物（容纳天下万物，既对人讲道德，也对万物讲道德）的缘故。句中“雨”为动词“下雨”，“处”为动词“停止”，“载”，按《易经·象》的解释是“德积载也”，也就是人类效法大地“厚德载物”之“载”义，指人们积蓄了高尚的道德，可以容纳天下万物（对天地万事万物皆讲伦理道德）。这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我国古代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出的一种生态伦理思想，说明在西周初期我国先民已经将风调雨顺、生态平衡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自身拥有的高尚道德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这种文明的出现和长久不衰，当然与风调雨顺、生态平衡的自然景观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如何保持“既雨既处”的理想生态平衡景观，就成为我国古代先民现实生活中最关注的重大问题。

　　西周初期的知识精英们从总结周这个小邦国取代大国殷商的政治现实出发，思考周兴商败的哲理，发现“德”这个因素十分重要，统治者有道德、能顺应民心，就能取得天下，而一旦失去“德”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周人提出“天命”取代商人的“帝命”，用敬天重德的伦理政治取代商人重帝神、轻德性的神权政治，这无疑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这种伦理政治观折射到农业生产上去，就出现了“既雨既处，尚德载”的生态伦理思想。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在商人的神权政治下是不可能产生这种重德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这种“尚德载”思想只有在小邦周取代大国商以后才可能问世。这种思想第一次见诸于西周初期和文献《周易》古经中，决不是偶然的。

　　“尚德载”的生态道德观与我国古代农业文明中丰富的“天人合一”思想资源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夏朝时天文学就相当发达，有非常适宜农业生产的“夏历”即俗称农历问世，这正是用天文指导人事，具有丰富“天人合一”思想的有力证据。）这种体现着农业文明智慧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在西周初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西周的创立者们提出了“天”这个概念，使“天人合一”的最初形态观念有了可以明确表达的方式。《周易》作为西周统治者们推广其敬天重德政治伦理的一本著作，第一次用适当的方式阐述了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周易》古经《乾》卦九二爻辞和九五爻辞分别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两句皆是十分明显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文字。《周易》古经文字中像这样的语句不胜枚举。可以说，整部《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就是按照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写成的。

　　西周初期的先民们一方面看到了“敬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凸显“重德之人”的主体地位亦相当重要，所以“敬天”与“重德”不能分开。只有发挥“重德”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敬天”“事天”，得到“天”的佑助；不是“重德”之人，“天”是不会给他带来好运的。《周易》古经《大有》上九爻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思想，即“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西周初期的先民们已经相当自觉地把人的命运与如何对待上天结合起来，认为只有从上天得到了佑助，出现“既雨既处”的自然景观，生产、生活才会吉祥而无所不利。所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把我国古代先民这种敬天重德的“天人合一”自然观称为“有机的自然主义”（organicnaturalism）。他说：“对中国人来说，自然界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所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我们说，正是“天”这个自然界，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所以西周初期的先民们才如此“敬天重德”。他们不但认为只有自己本身高尚的“德”（“载物”之德）才会得到“天”的佑助，而且认为“天”本身也是有至高无上的道德的“重德”之物，正是由于这个“德”字才把天人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即所谓“天人合德”观。这一点，《易传·乾文言》和《易传·系辞上传》的作者在讲解《周易》古经时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为战国时期杰出的儒学思想家孟轲和荀况所明确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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