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德”的命题是在《易传·乾文言》中首先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这样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句话是解释《周易》古经“乾”卦九五爻辞：“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为什么“飞龙在天”与“利见大人”有“天人合一”的关系呢？就是因为“天”与“人”之间存在“合其德”的关系，即“天人合德”，这样才把天人关系有机统一起来，出现“乾”卦九五爻的“天人合一”景象。这种“天人合德”关系包括了四种相“合”关系：与天地同德，厚德载物；与日月同辉，普照一切；与四时同律，井然有序；与鬼神同心，毫无偏私。
以上四种相“合”关系实际上将“大人”（君子、大丈夫）的个人品格及其为人处事的高尚行为作了全面的概括。只有具备这四种德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君子、大丈夫）。这种思想与战国中期杰出的儒学思想家孟子的高尚君子（大人、大丈夫）人格论和以德治国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孟子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者……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又讲：“圣人，人伦之至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并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主张“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之所以有这种“大人”仁德重义思想，与其“天人合一”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孟子认为“天之道”与“人之道”是有诚相通、相互感动的，主张“乐天”、“畏天”。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并提出“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梁惠王下》）的“以德治国”主张，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把“德”通过天人合德关系从个人品格修养拓展到治国理念与实践上来，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情怀。
我们说《易传·乾文言》与《孟子》都是同时代的儒家文献，因为受《周易》古经“尚德”思想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才从儒家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天人合德”观，这是《周易》古经对儒家思想影响的佐证，也说明了儒家在汉代为什么要将《周易》纳入儒家经典文献之一的合理性。
“天人合德”观还在与《易传·乾文言》同时代的解《易》文献《易传·系辞上传》中作了充分的阐发。《易传·系辞上传》最末有一段这样的文字：“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这段文字由讲“卦”与“辞”、“变”与“通”的关系，推而广之讲“人”与“天”的关系。最后的那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学者多有误解，以为也是讲人，如宋儒朱熹就在其《周易本义》中作注道：“卦爻所以变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实则不然，这是讲天“德”而非人“德”。全句用排比句式讲解三对范畴、三种关系，即“卦”与“辞”、“变”与“通”、“人”与“天”，何以见得呢？原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先秦思想家对“天”德的常用赞语。天不会说话，所以只能是“默”和“不言”的样子，但它能通过“成（通“诚”）”和“信”这些德行被人们感知到它的存在和运行规律。
荀子解释为什么人们会感知到天的存在和运行规律即所谓“天行有常”（“常”即运行规律）时，指出：“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荀子·不苟》）荀子告诉我们，虽然天、地、四时这些自然界“不言”，但因为它们有“诚”这种美德，所以被人们称赞并感知到它们的运行规律。正是在这种认识前提下，荀子才将“天之道”与“人之道”通过“诚”这种美德连在一起，进而提出自己的生态伦理观的。《周易·系辞上传》这句话，可以说对荀子影响巨大。因为“人”是有“神而明之”的高级动物，所以才能从“天”这种“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的“德行”中体会出之所以会有“天人合一”关系存在的奥妙来。这也是《周易》古经提到具体的天人合一关系时，为什么往往与“大人”相连的奥妙所在（“大人”即有德行有地位之人，西周初期的知识精英们认为没有道德修养的人是不配也不能做“大人”的）。也正是由于“天人合一”中，天与人皆有高尚德行（“天人合德”），所以才会有《周易》古经主张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思想出现。
《易传·乾文言》和《易传·系辞上传》的解释是符合《周易》古经本义的。得到上天佑助的“神而明之”的人，的确是重视“德行”的。《未济》卦六五爻辞说：“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把“有孚”即有诚信，看作是“君子之光”即君子的光辉所在。“有孚”马王堆帛书《周易》古经写作“有复”，有学者认为这个“复”是“返回”之义，这是不对的。“复”并非仅仅只有“返回”之义，这里“有”为动词，“复”显然为名词或名词词组。我们认为当为“实践诺言”亦即是“诚信”之义。《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熹集注云：“复，践言也。”说明“信”与“复”同义相关。所以马王堆帛书《周易》古经将今本《周易》古经中所有的“孚”字写作“复”，完全可作“诚信”之义解。
“君子之光有孚吉”明确给西周初期先民们的“重德”思想作了最好注脚，因为只有讲诚信，老天爷才会佑助，否则就会失去天助，出现“羞辱”之事。《恒》卦九三爻辞说：“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即不能永久地自守德行，就会有羞辱之事发生。这句话曾被孔子引用过。《伦语·子路》记载道——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可见，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也很看重《周易》古经这句重视“恒德”之言。由此可见，孔子儒学受到《周易》古经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周易》古经讲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后紧接着例举了一件“羞辱”之事，即“九四：田无禽。”因为不能恒守德行，所以打猎一无所获，得到了天的报应。《周易》古经作者这种“重德”观，把人之德与天之德紧密相连，体现了“天人合一”最初形态观念的德性价值取向，这是《周易》古经最为突出的一大特征。这种德性价值取向也影响了“亚圣”孟子的生态伦理观。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人之道”与“天之道”能够相合一就在于有“诚”这种德性。这种价值取向，成为历代儒家生态德性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从中，我们也可体会出为什么《周易》在汉代地位突出，成为“六经之首”的深层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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