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留给人们众多津津乐道的话题。会议期间，中美两国达成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成为一大亮点。其中提出，美国计划于2025年在2005年基础上，实现26%—28%的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随时间而提高力度。
　　中美达成气候协议向世界释放出一个积极的、有益的而且是有影响力的信号。中美两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世界排放总量的40%。中美达成气候变化合作共识，在全球治理领域树立了合作担当、共同承担全球减排责任的新范例。它必将为2015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带来推动力和良好的势头，将对各国增强互信、重塑对联合国多边机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信心产生积极影响。
　　众所周知，有关2012年以后以及2020年以后全球气候变化减排协议谈判步履维艰。备受瞩目的哥本哈根会议无果而终，使全球气候谈判一度跌入谷底。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框架下的谈判，也一路走在迷雾中。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一些传统大国的相对衰落，《公约》框架的基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已经无法构成谈判各方的基础共识。在当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减排量应该如何分配，所需资金又应如何分担，都在谈判中有很大的分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理解有所不同。
　　随着美国和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减排目标出现倒退，人们对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失望难以掩饰。如果美国等国家不积极承诺，全球的气候谈判或将很难突破。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一直是近些年来有关国家官员和专家学者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此次中美联合声明首次就这一问题取得政治层面的真诚谅解并达成共识。一是在措辞上，从过去的“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上”改为“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共区”原则的约束性有所减弱；二是双方所提目标，在指标类型和时间尺度等方面加以区别，使“共区”原则的区别具体化，兼顾了双方的具体诉求，显得更为平衡且全面。
　　中美联合声明为中美气候领域合作乃至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毋庸置疑，中美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和排放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排放国，其合作对多边进程影响重大。中美同为《公约》的缔约方，都是多边体制的利益相关者，身处多边框架之中。双边合作只有在公约原则的基础上，才可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作用产生积极的影响。大国的合作只有在贡献于实现公约原则的情况下，才会“得道多助”，带动更多国家作出经济承诺，才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最大限度实现中美合作带来的正能量。
　　中美两国这次同意承担更多责任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积极信号。希望此次合作能够为全球气候谈判注入持久动力，而不是只打一针“强心剂”而已，接下来更重要的是落实。作为历史见证者，美国总统奥巴马此次是否有能力、有实力来下好气候变化这盘棋，还需拭目以待。
　　美国多家媒体普遍认为，该协议将为奥巴马挽回国内政治颓势加分。对于美国民主党来说，这一举动也是在为2016年总统选举“押宝”。刚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两院多数的共和党，一定会以美国减排成本上升、影响美国竞争力和冲击高碳部门就业等为由，反对奥巴马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的气候协议及其国内气候政策。在美国国内政治层面，该协议的落实一定会面临很多阻力。
　　对于中国来说，实现2030年前达到峰值的战略目标，实质上是对自己未来发展路径的一种战略创新，目标的落实要有精心的顶层设计和稳妥的过渡保障措施。在持续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在未来巨额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如何不形成新的高碳锁定效应，也是巨大的挑战。
　　中国一直把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作为国家大战略。国家发改委前不久公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尽早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也是我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迈出的战略性一步。在立足国情、科学研判的基础上，研究提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标，既为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划定了一条“生态红线”，也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划定了一条“谈判底线”，有助于树立新形象，传递正能量，推动国际气候谈判取得实质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