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世界范围来说，碳捕捉与封存技术(CarbonCaptureandStorage，简称CCS)还没有进入大规模商用的阶段。目前，我们就是用科学去论证，我们到底需不需要CCS，什么时候需要大规模地进入，以及在此之前要做哪些准备。”

　　周蒂是国际气象组织“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编写组成员，也是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她最近刚刚在广东省调研完一个CCS项目，即将付诸实施。对于CCS在中国的现状，她深感目前尚处于“论证期”，面临诸多难题。

　　中国碳捕捉项目屈指可数

　　CCS是指捕捉收集排放源产生的二氧化碳，分离压缩通过管道或运输工具运至存储地，再注入到地下盐水层、废弃油气田等地质结构层或者深海海底的地质结构中。

　　碳捕捉的好处显而易见，它可以吸收发电过程中近90%的污染气体，相当于减少一百万辆汽车的尾气排放量。国际能源署研究亦表明，至2050年将温室气体浓度限制在450ppm的所有减排技术中，仅CCS就需贡献20%。

　　国际上，CCS并不是低碳新秀。1975年，为了提高石油的采收率，美国利用CCS技术将二氧化碳注入地下。

　　欧美国家对于CCS项目一直热情高涨。奥巴马政府宣称在未来十年投入4.5亿美元在美国七个地区开展CCS项目试验。欧洲在八国集团峰会上亦制订了CCS的推广时间表：今年至少有20座发电厂使用CCS技术，到2020年前，欧洲和美国开始推广该技术，至2025年前推广至全球。

　　中国则起步较晚。直到2006年，国家发改委推动中澳两国合作，第一个CCS示范项目华能集团高碑店项目才落地北京，耗资2850万元。据悉，该项目年捕获能力为3000吨，捕获的二氧化碳出售给其他公司，用于工业或进一步加工用于食品生产，比如制作干冰和汽水。

　　就目前来看，中国的CCS项目屈指可数，同时全部集中在长江一带。目前仅有华能集团和中电投集团建成了碳捕捉的示范项目。

　　华能集团除了高碑店项目，2009年又在石洞口二厂建设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厂CCS工程，建成后该项目的碳捕获能力可达到10万吨/年。中电投投资建设的合川电厂CCS装置则于2010年1月正式投运。该项目的碳捕获能力达到了1万吨/年。目前捕获到的二氧化碳尚未进行进一步处理。

　　“基于发电厂和煤炭气化的工业经验，中国在发展CCS技术取得了快速进步，”英国碳捕捉联盟首席研究员JonGibbins于6月20日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道，“比起西方国家，中国缺乏大规模的示范项目，但是，未来的CCS创新技术也极有可能通过牌照进入中国市场。”

　　周蒂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中国只是将CCS作为发展低碳的最后一个选择。目前中国基本上采取的策略之一是节能增效，其二就是新能源。”

　　受困高成本和高能耗

　　周蒂指出，CCS尚未大规模商用，主要是受困于高成本和高耗能两大障碍。

　　“目前，国际上CCS技术各个方面都是成熟的，但是还需要尽量降低成本，特别是碳捕获的成本。在整个成本中，碳捕获的成本平均来说占据2/3，剩下的才是运输和封存。”周蒂如是说。

　　但事实上，“新能源的成本比CCS高。”周蒂表示，研究资料表明，在安装CCS的火力电厂，假如每兆瓦是68欧元的话，那么陆上风电可能是70欧元以上，海上风电以及太阳能均会达到100欧元以上。2009年清华大学陈文颖的研究资料也显示，在单位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上，CCS项目比新能源降低一半以上。

　　“与新能源相比，CCS项目没有国家类似的补贴支持，倍显势单力薄。”周蒂认为。

　　CCS项目的另一障碍亦不可忽视。“CCS本身消耗大量能量，就是说，将本身有限的资源用到碳捕获上面，这就等于撞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枪口上。因此，政府对于发展CCS的态度也是犹豫不决。”周蒂解释道。

　　据悉，目前火力电厂发一度电大约排放一公斤二氧化碳，但是要对其进行捕捉，其中要耗费大量的能源、蒸汽甚至电，每一度电几乎就要增加30%能耗，电价成本提高20%-30%。

　　更多的担忧是二氧化碳的泄漏问题。过去并不乏非洲村落中湖底二氧化碳泄漏，导致整个村落的人和动物窒息而死的骇人事件。

　　周蒂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CCS的风险实际上远远小于任何地下工程，只要规划好，风险都是可控可减的。”

　　据她介绍，欧盟一直以来都对欧洲的CCS项目进行监控跟踪，结果发现封存的二氧化碳非但没有泄漏，而且扩大范围相对小。其中，头二三十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之后二氧化碳的异常含量就会逐渐稳定下来，甚至完全消失。

　　业内人士还表示，中国对CCS态度不明确的另一个原因是，CCS核心技术掌握在欧美手中，中国有政治方面的担忧。

　　收碳税促进碳捕捉？

　　尽管如此，CCS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气候组织中国项目发展经理尹乐曾指出，中国通过节能减排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所可能带来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将在2030年前后被发掘殆尽，这意味着届时CCS将成为最终选择。

　　“只有将各个地方的CCS项目规划纳入全球CCS项目体系中来才能够实现大规模的碳减排。要完成2050年全球碳排放降低50%的目标，建立一定数量且大规模的CCS是当务之急，但是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却错误地认为现在为时过早了。”JonGibbins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周蒂同样认为政策方面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针对CCS的高成本，政府可以通过收碳税的方式推广CCS技术。有研究表明，对于电厂而言，30欧元的碳税基本上能够使电厂回本。”

　　JonGibbins则不建议高碳税，因为“CCS项目在发展阶段的成本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技术成熟之后，成本肯定会有所下降”。但是，他同时表示：“低碳税或许可以鼓励能源结构的逐渐调整，同时说服人们认识到这是未来的政策重点。至于碳税收入则必须通过拨款来进一步发展CCS技术以及其他减排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