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胡锦涛9月22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他在大会讲话中提出了“碳排放强度”概念，引起广泛关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联合国论坛上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演讲，迄今还是第一次，所以事前各界的期待值就很高，事后的评论也很多。很多人叫好，认为这是中国提出的新思路。无论如何，中国的态度、立场和政策将直接影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合作，中国之举足轻重，毋庸置疑。

　　但是与热闹的国际舆论相比，这个议题在国内的公众舆论中波澜不惊。一般人习惯于抱着“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态度，仅仅把它看做是领导人才操心的事情。至于气候变化，很多人也许觉得无非是科普知识，未必上心。

　　其实，最近20年来，气候变化已被看做是最具危险性的全球问题之一。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方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是影响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要认识这一点，并认识中国的作用，需要对各个国家怎样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过程作一些分析。

　　联合国处理气候问题的机构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997年12月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标志着气候变化问题进入全球政策议程。为便于理解，可以把这个领域中所有的工作和争议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确定问题，第二是分配责任，第三是推行一种解决方案。

　　2006年欧盟发表了《斯特恩报告》，它导致三大观点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观点之一是，科学证据表明，全球气候的确变暖。观点之二是，导致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行为。观点之三则是，解决方案是减少碳排放，而且必须立即行动，刻不容缓。这份报告完成了上述第一项工作，将气候变化确定为一个急迫问题。但是在责任分配与解决方案上，却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

　　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是责任分配。减少碳排放方面，各国应一视同仁，承担“共同责任”，还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西方大国主张前者，中国主张后者。后者的核心在于引入历史角度，强调西方历史上的排放积累是气候变化的主因，因此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经济，责任应该有所减轻。

　　争议的第二个焦点是计量单位。西方大国的主张是各国立刻在现有水平上减少排放总量，而中国的观点是，应该按“人均排放量”计算各国在减排方面的分摊额度。值得一提的是，领衔撰写《斯特恩报告》的斯特恩爵士本人曾批评中国的人均排放量概念。他认为中国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均排放量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如果只讲全国的人均排放量，就会掩盖发达地区和城市排放超高的事实。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的“排放强度”则是新观点，其表述是，“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换句话说，需要减少的是每单位GDP的碳排放量。

　　这个概念比“人均排放量”要聪明一些，它更清楚地涵盖了兼顾经济发展与减少排放两个方面的要求。在这个概念下，中国需要做的是在生产环节厉行节约和降低能耗，发展各种绿色能源技术，同时保持GDP的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将于今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希望在立即减少碳排放问题上达成实质性的全球合作新契约。哥本哈根大会成功与否，关键之一是美国的态度。而美国的态度是，鉴于中国已在排放总量上居世界第一，如果中国不能明确承诺实施总量减排，则美国不能单独承担责任。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关于“排放强度”概念的提出，就有两重意义。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承担责任的决心与原则承诺，从而给美国以压力；另一方面则在经济发展方面保留足够的灵活空间。

　　总结起来说，有两点可以补充。首先，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与制定全球规则方面，中国的观念、视野和策略能力正在逐步提高，这是可喜的进步。归根结底，真正有意义的大国能力，要通过成功引领全球合作的过程才能得到检验。要使“排放强度”概念能够成功，中国需要做出切切实实的成绩。

　　另外，应对气候变化，在许多国家中都是广泛的公众运动。因为他们相信，气候变化固然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但是在真正的气候灾害面前，总是社会底层首先陷入灭顶之灾。相比之下，中国缺乏强大的公众运动与国家的以及全球的环境治理相呼应。怎样从切身利益出发，推动研究者发展更好的数据和证据，使世人相信中国公众是环境治理的最大动力。在这些方面，公众参与的渠道与能力建设，依然欠缺。这是最大的短板。克服短板，才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