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鳌亚洲论坛8日晚间举行的经济学家"六问"--创新与企业家活动中，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资源利用委员会联合主席、罗马俱乐部共同主席魏伯乐一席话备受关注，"中国在过去几年能效上的重视甚至超过了欧洲和美国"。

　　昨日，魏伯乐先生在博鳌接受南都专访，他表示，中国领导人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让他印象深刻，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为提升能效做了很多，但依然要注意能效提升，不能以能源涨价为后果。

　　"中国已经做到了尽可能最好"

　　南都：你2010年就曾表示过，世界如果要实现绿色经济，必须有中国的参与。4年过去了，你如何看中国的表现?

　　魏伯乐：我并不失望，中国十一五规划提出，中国的能效在五年内要提高20%，中国也确实做到了。十二五规划对这一目标有了更高要求。但同时，中国的能源消耗在近年来呈现了戏剧性的增长。这抵消了能效提高带来的结果，甚至让能效感觉降低了。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已经做到了尽可能最好，但之后还有很多要做的。

　　南都：你在论坛上说，中国在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期间，在能效这方面已经计划走在了前列。欧洲和美国在能效上做得不如中国吗?

　　魏伯乐：中国在5年内将能效提高了20%，这比欧洲每年设定的提升1.5%的目标要更好。而在美国，能效这个话题几乎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分量。

　　南都：你觉得中国要进行经济和社会的绿色转型，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魏伯乐：我想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就是减少空气污染，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已经有一些现成的技术，中国可以使用。然后再逐步提升水的净化能力，让水真正能够循环使用。然后，我想中国还需要进行一次能效革命，在技术是可能的，例如中国的建筑能效非常低，需要对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进行一次升级换代，比如采用更好的隔绝材料，避免能量流失。人们使用的金属等其他一些珍贵的材料，应该要实现循环利用。但我觉得我说的这些东西，中国政府都已经记在脑子里了。

　　"对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不乐观"

　　南都：你对中国解决雾霾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魏伯乐：我觉得瑞典在上世纪90年代推行的一种模式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瑞典人对于污染空气的污染物排放征收非常高的税，收来的税又会回到污染的行业。不同的企业会因此比较各自的环境保护指标。

　　南都：你刚才讲的似乎更偏重于技术上中国要实现的目标以及手段，您觉得在政策上，中国有哪些经验能学习?

　　魏伯乐：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能源供应和能源价格之间求得一种平衡。每年在提升能效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是至少应该是有一些收益的，这样就不会抬升能源价格，使得贫困的家庭用不了能源。而且，先进的技术总是富人最先使用，为了避免对穷人的不公，穷人应该在能源使用上有一个最低保障。

　　而且那些因为更高的能源价格导致的利益，应该回到那些促进就业或者有利于社会公益的行业中去。事实上，能源行业不会有损失，相反在行业内部，企业会受到激励，让自己更加有效率。这是我为中国政府设想的一个理想模型。这样一个模型之下，中国会变得更加富有、能效更高，而且也会带来消耗和浪费的降低。

　　南都：你对2015年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取得实质性结果乐观吗?

　　魏伯乐：很遗憾我不是很乐观。美国人只有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愿意做出承诺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加入进来。然而，这么多发展中国家也不会愿意的，他们要求富国要有更多作为。我觉得欧洲可能会有所妥协，因为法国毕竟是这次会议的主办城市，但我觉得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如果能够做出更多贡献的话，当然再好不过了，不过即使中国同意，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不会同意的。上一次的气候峰会，就在这方面毫无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