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谈判：美国能否找回“失去的10年”？

2012/12/5 16:22:45  http://www.ditan360.com/   中国能源报

　　多哈谈判之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能源署已经警告如果仍不采取大规模减排，全球将面临升温4-6摄氏度的风险，而目前国际社会公认的控制目标仅仅是2摄氏度。多哈谈判决定着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制度的新格局，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相比，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不变的是美国依然是阻碍气候谈判的关键因素。

　　1997年美国最终决定签署《京都议定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与美国的相互让步，以及布莱尔政府的大力周旋。京都谈判的最后几天，美国同意减排目标设定为7%，欧盟同意将温室气体种类从3种扩大到6种，并允许使用灵活机制和碳汇，而事实上碳汇的使用正好相当于美国7%的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为未来的全球气候制度建立了框架，但之后谈判再次步入僵局。在2000年的海牙会议临近结束时，时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数个小时的通话，达成了一份内部协议，但最终由于部分欧盟国家的反对而失败。错过了此次机会之后，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谈判进入了“失去美国”的10年。

　　2008年竞选成功的奥巴马政府曾经给气候谈判带来希望，而金融危机也的确给奥巴马新政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不过他们最终还是错过了。《2009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以及《2010美国电力法》最终都倒在通往参议院的道路上。以共和党为核心的强大利益集团，以及医改法案大山最终让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放弃气候变化这个“烫手的山芋”和“打飞的子弹”，转而主攻以国家安全为核心，以“华尔街+硅谷”模式为主导的新能源经济战略。事实上，从2010年开始，我们已经很难听到来自奥巴马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势言论。美国依然固执地执行单边主义策略，而欧洲则深陷经济危机，有心无力。

　　但这并不代表处于“深度死锁”状态的气候谈判全无生机。2007年《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谈判启动以来，全球气候格局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强有力的挑战。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签订前，正是欧盟成功说服美国、日本等，将这一原则写入UNFCCC，成为气候谈判最重要的南北共识。但随着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以及欧美经济的疲软，欧盟在这方面的立场已经开始明显动摇。特别是中国从2009年之后被国际舆论一致认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是否继续对中国、印度等经济大国采用这样的原则，成为气候谈判的核心议题。第二个变化则是全球目标的形成。如果回到10年前，谁若是说要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到2摄氏度以内，人们一定会以为他是疯子或者NGO成员，并逐出气候谈判的会场。而最近几年，随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主流观点早已度过了辩论气候变化真伪的阶段，将重点转到目标设定和经济政策实施上。

　　多哈会议毫无疑问将在这两个大的方向中继续前进，而另外一个很有可能带来重大变化的因素则来自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阻碍美国气候谈判的关键力量一直是传统能源集团，迫使其无法做出实质性的减排承诺。美国的人均排放和单位GDP排放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美国模式成为高排放的代表。而页岩气产业的快速发展让美国一下子具备了巨大的减排空间，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美国在过去5年内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4.5亿吨，预计到2035年能够实现能源自给自足。页岩气革命改变了美国的能源结构和发展蓝图，这使得奥巴马政府在多哈谈判中有了更多的周旋空间。

　　另一方面，中国近几年的谈判策略也开始变得更加灵活，正在寻求适当的途径体现大国责任。中美之间是否能够达成妥协将成为此次谈判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美国拥有了更加灵活的谈判策略，那么中美之间最近几年形成的默契也很可能随之破裂，中国面临的谈判形势或将变得更加复杂和具有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