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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压力”下的深度突围:解析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制造”

2012/4/3 13:47:04  http://www.ditan360.com/   新华网  人气:46297

  中国低碳网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承接转移”,国内出现少量资本“抽逃”实体经济迹象——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后危机时代”,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如何直面压力、突出重围、再造“新比较优势”?

  在4月2日由博鳌亚洲论坛和瞭望周刊社共同主办的“博鳌制造业圆桌会议”上,来自美、德、法、日、韩和中国的制造业巨头,共同为中国和亚洲制造业的发展路径问诊把脉。

  应对欧美“再工业化”:“中国制造”转型提速

  2012年1月我国出口额同比下降0.5%,这是2009年12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一信号引起广泛关注,预示支撑“中国制造”的国际贸易空间正在加速缩小。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新一轮制造业争夺战正在全球范围内打响。

  与会的美国通用电气集团负责人坦言,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看到经济虚拟化使失业率高、消费信心不足。必须从“去工业化”转向“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

  31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的日本,也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只有重塑实体经济,发展才有基石,这只是一个方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林左鸣说,欧美“再工业化”的更大目的是,立足“后危机时代”,抢占全球产业科技的制高点,掌握高端制造业的领导权。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欧美等国将借“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

  但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与会嘉宾认为,西方“再工业化”会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倒逼机制,将有利于促进中国转变发展方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指出,中国快速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是面向全球需求模式的。美国家庭的“去债务化”和欧洲政府的“去债务化”,无疑倒逼中国产能寻找新出路。

  “这个新出路主要在国内。”与会嘉宾认为,调整出口和投资型的发展模式,转而发掘内生动力,向内需要发展是“中国制造”拥有的最大机遇之一。

  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历史性地突破了50%,达到51.27%,未来每年仍将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将创造中国最大的内需。

  “另一个应变之策是借机加快海外并购步伐,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抢夺制高点。”三一重工副董事长何真临说,近年来,三一重工收购了全球混凝土老大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同时与奥地利帕尔菲格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迅速在国际并购中成为“全球机械巨人”。

  对此,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刘二飞说,过去五年,中国的海外并购投资额超过2300亿美元。“现在的海外市场是买方市场,预期中国的海外投资趋势将会提速。”

  应对新兴国家“同质竞争”:重构“新比较优势”

  “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迟福林说,“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

  论坛提供的数据显示,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

  “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已超过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这让有些制造企业感到迷失和担忧。”苏波说。

  2011年以来,北京和长三角、珠三角等25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22%。一些企业出现了“用工荒”,而少数跨国企业也有转移出中国的迹象。

  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与会嘉宾认为,传统比较优势难以为继,如何在新一轮国际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已成为“中国制造”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构建新比较优势,首先要提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格力电器公司总裁董明珠说,贴牌、代工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必经之路,但干了十多年、几十年还是这样,最终只能被淘汰。

  “很多有魅力的品牌,比如苹果手机,人们以第一个买到为快乐。”林左鸣用苹果产品的例子指出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培育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拥有核心技术,二是注意不可复制性的建立。

  另一个“新比较优势”是培育新一代产业工人。“人力资本也有个转型升级问题。”苏波说,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培育“中国制造”基于人力资本的新优势。

  应对国内“双重挑战”:向改革要“新空间”

  除了国外“前堵后追”,中国制造业还面临来自内部的双重挑战:一个是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转向海外;另一个是一些民间资本出现“逃离”实体经济现象。

  近几年,万向集团、华为、三一重工等高端制造企业布局海外步伐加快。三一重工目前有30家海外子公司,已在全球建成15个物流中心,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广设研发机构。

  对此,一些论坛嘉宾担心国内高端制造业会呈现加速“外流”趋势。

  但三一重工负责人发言认为,中国大型企业转向海外,可以通过本土化规避国外贸易壁垒,“抢滩”海外市场。

  与会嘉宾表示,总体上看,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外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当然,如果中国改革停滞,则可能导致高端制造业“一边倒”被发达国家“收入囊中”。

  董明珠认为,民营制造企业的发展环境仍有待优化,在资金、政策、创新体制等制度层面上,政府应为民营制造业在本土“生根发芽”松绑和“输血”。

  因为发展环境存在问题,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出现了“虚拟经济火爆、实体经济弱化”的局面,值得警惕。

  苏波坦言,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落后产能规模大、垄断行业进入难,加之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涨,导致投资回报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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