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李艳洁
在通常的认知中，发展和环保是相背离的，企业多将环保视作负担。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然生态的恶化，“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责任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环保标准的提高和监管加严，也让企业认识到，环境成本正在逐渐内化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企业一定要转变思路，社会责任是一个战略机遇而不是负担。“要做百年老店，就必须要有担当，战略取向和价值取向是企业的根本。”
潘家华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联合国环境署北京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能源与环境顾问，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评估报告主要作者。
《中国经营报》：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但往往对企业来说，清洁生产意味着要增加投入，从而使得生产经营成本更高，可能会有损于企业的竞争力。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潘家华：清洁生产是一个过程，只要比过去的生产方式污染更少，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清洁的。清洁生产要设定标准，比如淘汰落后产能要有一定的门槛。这个门槛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是可以达到的。这个门槛也要随着技术进步和人们对环境要求的提升、对美好生活期望的提高，不断往前推进。
行业引领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体现，说明这个企业的效率高。我认为清洁生产的标准应该由企业制定，这样标准就有了市场属性。国外很多标准都是由行业协会制定的，这样企业实现了高效节能、清洁生产，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号召力。
此外，生产者需要对环境关爱和为之行动，消费者也需要对环境关爱和为之行动，这就是消费者的选择，这也会对市场产生压力，如果企业不遵循市场需求，可能就无法生存。
环境责任不应该仅仅是责任，而是动力，促进企业不断提升效率、竞争力和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中国经营报》：当前有个热词叫作“消费降级”，在房价高企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消费就会减少，廉价商品受到欢迎。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如何能对企业形成环保压力呢？
潘家华：现在房价虚高或者说人为抬得太高，导致房地产成了资金的蓄水池，但房子又是刚性需求。北京某些房子的月租高达万元，对消费者来说，大量的收入用在住房和房租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消费者是有预算约束的，在房子上投入得多，在其他方面可以用来消费的收入就少了，所以现在很多快餐、垃圾食品、低端产品在市场上盛行。
我们要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一点。我认为，企业的准入门槛和产品标准应该对消费者、社会和自己负责，那种抱着“打一枪换个地方、反正又没有经济损失”想法的企业，不但违背了道义和自我责任，也难以逃脱法律的惩治。
消费者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房价低的区域。美国人口并不是都集中在华盛顿，旧金山市区面积122平方公里，人口86万人。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人口约为40万人，海牙人口约为20万～30万人，欧美国家少有超级大城市，但中国一个中心城市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人口。
这需要公共政策对公共资源配置做出明确的导向。比如中国的优质高校集中在北京，各省最好的学校集中在省会城市，而国外的牛津、剑桥一所大学就是一座城市，斯坦福大学距旧金山有60多公里，他们的大学在地域分布上比较均匀。
年轻人需要寻找多元化的发展机会，不一定要集中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创业要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地区，不一定要在房价高企的地方。
我们要改变思维定式，城市发展要全面、均衡、均质化，现在交通有高铁和飞机，空间不是问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使得信息没有时差，大学图书馆也可以全部搬到网上，即使不是在一线城市也可以随时了解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工业制造业正趋于饱和，生物技术、农业才是发展空间所在。我个人觉得农村生活宽松悠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品质较高。
《中国经营报》：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2019》中，和环境有关的风险占了十大风险的一半以上。如何让企业切实认识到环境会给企业带来风险呢？
潘家华：我是湖北人，我们湖北有几千年的洪患文化——每年都要发洪水。这种自然环境给大家形成的认知就是，房子建得再好、金银财宝再多，也会被洪水冲走。湖北历史上有政治家、军事家，就是没有大商人，即使现在也是“小、轻、巧”，例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着重点就是“小”。
这种洪患文化深入骨髓，如何能够发展、积累，企业又如何能做大做强？
再比如气候变化，这会和企业没有关系吗？欧盟规定，2025年要达到每公里行驶汽车排放不超过95克CO2的刚性标准，气候风险转换成排放的刚性约束，这就是门槛。
对企业来说，风险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