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青奥会已于上月28日闭幕，但对期间清新空气的怀念，却刚开始进行。据《现代快报》的消息，南京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专家组日前公布了空气保障数据，整个8月份，南京人比平时少吸了3764吨PM10和1750吨的PM2.5。下降比例达到44%和36%。据了解，运动会期间空气质量“优良”等级预报准确率达到75%~80%。然而，南京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组组长表示，青奥会期间空气质量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过三次“危机”时刻，但都通过加强管控顺利通过，青奥会保障的经验将为应对重污染状态提供借鉴。
专家组宣布着青奥会间空气保障的数据，语调不无欣喜，但到底是南京人少呼吸了1750吨的PM2.5，还是青奥会期间这座城市的空气变得正常化，对于专家组的公开说辞，不妨来一次较真的甄别。同样值得较真甄别的是，8月空气质量的向好，这为南京的独创，抑或是重大赛事中的规律？恰如媒体曾报道的，“2008年奥运期间北京空气质量10年最佳，一级天50%以上”；“据统计，亚运期间，广州市空气质量优良比例达100%，18个主要监测点每天监测结果均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只要围观者去比较，总能轻易发现某种特殊的呈现。
现实的特殊性在呈现，可一定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此，因为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组组长仍继续地表示，“青奥保障的经验也将为应对重污染状态提供借鉴”。我们当然承认，在南京青奥会期间再度出现的“空气质量良好”，实际上就是重大社会活动安排日渐成熟的表现——无论如何，一场连空气变化都无法提前把握的赛事设计，本身亦是原始状态和令人沮丧的。但青奥会保障的经验，真的能够为日常应对重污染状态提供借鉴吗？更直白点说，它果能复制为日常普遍的治理经验吗？对此我们也许乐观了，乐观会让人忽视更多的复杂性和内在博弈。
回看南京青奥会良好空气的制造，这其实是一个不难被还原的过程。作为惯例，南京青奥会赛事选择在日照丰富的8月份举行，事实上就是在选择全年最好的天气状态。但南京空气向好关键的缘由，仍旧为公众所熟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模式。譬如新闻中就提及，南京对电力、建材、化工、交通等特殊行业进行了先置性的治理；因为预测到青奥会开幕式当天污染物扩散条件不好，从14日起有关部门就采取了最严管控措施；对于青奥会期间空气质量的三次特殊时刻，专家组都进行了及时的处置——在运动会好空气的背后，更是政治任务和追责压力。
只要地方政府敢于投入且集中力量，对雾霾等大气顽疾现实治理是完全可以达成的，这一点被南京青奥会所验证。如果硬要说青奥会提供了一种借鉴，那么借鉴在于，对大气污染的防治，不可或缺的更是刚性责任的赋予和确定，明确政府、企业、个人等各方在空气治污中的作用。然而反观更大的现实，虽然国务院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国十条”，但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责任远未被深度清晰，对地方政府切实的治理追责，同样多数无法被兑现，责任和压力难以生成，如是说来，青奥会的空气其实是一场艰于模仿的呼吸，它可被想象，但至少暂时难以被广泛复制。
好空气让人充满畅快呼吸的幻情，可唯有顶层意义上的刚性设计，以及立法的安排，才能为所有人都提供一个足以杜绝污染的口罩，或者说是寻找到一种无害呼吸的路径，如此之下的空气质量方可延续。青奥会的良好空气质量值得肯定，但如此带有政治性的重大体育赛事却不常有。所以，关注“后青奥会时代”的南京空气更有意义。新闻中的描述是：“这几天南京空气质量从优良转为污染，市民怀念起青奥会时清新的空气。”当对于清新空气的怀念，仍然需要污染的事实来提醒，我们需要的显然不止一个口罩，还有对于大气污染防治方式的深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