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民族关系处副处长 胡敬萍
中国低碳网专稿 “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威胁，除了来自经济发展的因素外，在许多地区越来越明显地与本土文化的丧失有关。”4月24日，在“三江源的新希望”论坛上，著名牧区问题专家、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民族关系处副处长胡敬萍的演讲通篇都是谈文化。
胡敬萍对记者表示，我国不同游牧民族文化传统和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都具有其社会历史的合理性，应该成为当前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启示和智慧源泉，以及对不同文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的有益参考。
记者：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生态保护的论坛上，要花那么多篇幅谈文化？
胡敬萍：说到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不少人会立刻想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语言文字，乃至服饰、饮食、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而往往忽略了为这些表层文化的起着基底和支撑作用的深层文化，即少数民族生计方式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的那些制度性文化。
以藏民族文化为例，其音乐、舞蹈、戏剧乃至以自然为中心的宗教观、生态观、价值观，都是藏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游牧生计方式才是藏民族文化真正的根基。因此，文化不是一个扁平化的存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性概念。
在文化结构内各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中，主要表现为生计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习俗性规范。如果基底性文化消失了，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表层、中层文化也会随之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长河中逐渐衰落与消失。因此，对于文化，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更应该把她作为一种整体加以理解和尊重。
记者：那么，文化的多样性与生态环境又是什么关系呢？
胡敬萍：文化多样性之于生物多样性犹如唯物辩证法所说的精神之于物质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区别、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
藏民族的游牧文化是藏民族为适应青藏高原特殊的海拔及水土光热条件而形成的以游动放牧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文化。这种游牧的生计方式不仅是确保藏民族及其他游牧民族生计的适应性生产战略，同时也是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藏民族游牧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千百年来游牧文化促进了草场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使得青藏高原不仅维系着中国的生态安全，甚至维系着整个人类的生态安全。
值得强调的是，草原牧区是一个具有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四元一体”的耦合体系统，而其生态系统决非仅仅是自然形成的。一旦“四元一体”的耦合系统系统的稳态关系被打破，带来的将不仅仅是文化的衰落，更是草原生态的退化与社会组织结构与关系的全面失衡。
目前全球荒漠化的趋势多与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有关。比如，目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荒漠化问题，即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不只存在于全球气候变暖之中，单纯地追求普遍的工业化带来的西方现代化文化取向，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蔑视，违背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都是导致生态灾难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记者：你所说的这些文化多样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生计方式，对于解决目前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哪些作用？
胡敬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和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其之所以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因为这些文化是在当地居民千百年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程中形成的，它饱含着这些民族世代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
诸如藏族的部落（日固）、蒙古族的阿寅勒、哈萨克族的阿吾勒等，我国不同游牧民族文化传统和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都具有其社会历史的合理性，应该成为当前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启示和智慧源泉，以及对不同地区特别是不同文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的有益参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对少数民族深层文化价值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与重视，不能因为她的古老就认为落后，而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实践一再证明，在民族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一刀切”的政策措施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而又更为窘迫的政策效果。
在民族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弘扬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还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群体作为主体在本地区建设发展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我认为，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决策方面，首先要进一步提高相关决策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深层文化价值的认识，并在地区发展政策的制定中给予它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其次要促进少数民族成为当地地区发展、生态保护的主体，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利，倡导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到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去。第三要充分重视牧业社区在牧区发展中提供服务与管理的基础性作用，并通过村委会、合作社、协会、甚至是传统社会组织制度的创新作为载体，为它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培训和能力建设。第四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牧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弥补政府力量鞭长莫及的许多事情。
（中国低碳网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精彩图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