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私力打破问题僵局
南方都市报：您是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下简称“高级别小组”)的执行秘书长，该小组常常承担着打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僵局的重任，您能否评价一下该小组的工作？
扎诺斯·帕兹托：该小组于2010年8月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倡议设立的，共有22名成员，包括一些国家的政要和相关领域有成就的人。我们将在今年年底前，就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和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形成一份报告，对国际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建议。
这些成员以个人身份聚集到这个小组当中，不代表他们的国家或所在的机构。该小组所力行的工作也不是主张政府之间的谈判，而是希望提出有意义和新颖的观点，并对主要问题制定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当然，这些建议还有待找到一种方式付诸实现。我们的想法能否促使全球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也有待观察。不过至今为止，我认为，进展还是十分显著的。
南方都市报：高级别小组所提交的报告和20多年前的布伦特兰报告相比有何不同？
扎诺斯·帕兹托：我也是布伦特兰委员会秘书处的成员，并参与了草拟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但这份报告已经过去20多年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布伦特兰报告更注重技术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框架。如今，大家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认可，但关键问题是要实施。高级别小组所做的工作，就是想让建议能获得实施。我们所提交的报告，希望能为各国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和有所作为的方法。
南方都市报：高级别小组所做的工作在5个领域中取得突破，您打算如何将这些知识介绍给中国人。
扎诺斯·帕兹托：如果排放温室气体需要付出高额经济代价，人们就不会制造那么多的污染。目前资源的价格低和污染处罚轻，很难让经济活动发生本质变化。要打破僵局，要政府、企业、公民共同出力。
南方都市报：问题是，经济学家与经济决策者都没有加入会议讨论中来，也鲜见他们参与，要想改变经济框架，还是很难，您认为呢？
扎诺斯·帕兹托：这正是高级别小级成员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改变经济决策的基本框架。这需要政治家下决心有所作为。如果不行动，将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领域产生后果。高级别小组没有简单地下定义说：“如果我们不行动的话，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是提出正面信息。
采取正面行动迎接挑战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对里约+20(2012年6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为地球峰会将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次会议和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正好时隔20年，因此被称为“里约+20”峰会)的进程感到悲观，认为明年的会议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您如何看待这种消极情绪？
扎诺斯·帕兹托：我是一个积极的乐观主义者，要不然也无法走到现在。大家对里约+20的信心的确都不是很高，包括政府、企业和NGO。但我们可能会进行破冰行动。为此，提出有用的建议，指明有效益的投入，特别指出哪些是能实现的。
我希望政府间谈判能够取得真正的进展，比如里约+20。我认为未来应该有不同的行动者，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都能发挥更大作用。不同的组织机构、私营部门能够将成功做法与他人分享。我希望这样的做法将是除了国际谈判之外，推动里约+20进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南方都市报：中美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两个大国，两国之间存在巨大误解，您认为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扎诺斯·帕兹托：中美两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没有中美两国参与的新国际公约，没有任何意义。两国的碳排放量都很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正在转型，但与发达国家仍有距离。美国则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两国之间应该进行合作，开发新的技术，使差异减少，例如美国已经可以更环保地使用煤炭，中国可以借鉴。在技术层面上，两国有很多合作机会，政治层面上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南方都市报：您曾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中国21世纪议程”的首席技术专家，您认为“中国21世纪议程”哪些值得推荐？
扎诺斯·帕兹托：“中国21世纪议程”的文本很好。回想起1992年，中国聚集了很多人专门讨论类似问题，我参与其中很开心。现在我看到，那时候播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了。20年前，我们讨论煤矿的开采和能源使用问题，现在我看到高铁交通的发展中，已落实了我们当时讨论的结果。很多想法都落实到十二五规划当中。那些曾经孤立的事情，现在都联系到一起。
南方都市报：作为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军人物之一，您希望为举步维艰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带来什么主要变化？你希望看到怎样具体的举措和变化，从而使整个进程有所突破。
扎诺斯·帕兹托：最重要的是不能孤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很多国家在这方面都面临很大困难，也付出很大的代价。新的国际公约将用更多的经济激励措施来促进这些国家开展相关行动。技术合作是一条重要途径。只要大家意识到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就更加容易接受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我们需要采取正面的行动来迎接挑战。